大文学

第三章 难敌自然（第1页）

在日本宫城县农业高中邂逅“海啸钢琴”

与韩国的交流

2011年，我的活动从1月9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音乐会开始。曾在专辑Chasm先行发售的单曲“Undercooled”（2004）中合作过的韩国说唱歌手MC Sniper是这场音乐会的嘉宾，在观众要求返场时，我们俩第一次同台演奏了这首曲子。我还记得观众被他的炽热能量感染，现场热浪沸腾的景象。

这一天的公演在Ustream[1]上进行了直播，并在以日本国内为主的400处场地进行了公共观影转播。2010年我在北美的独奏巡回演出，以及与大贯妙子合作的“UTAU”巡回演出，都曾在Ustream上免费播出过，我在西雅图演出时，在“推特”上和我有过交流的日本微软前会长古川享和多媒体创意者平野友康特意赶到现场，为演奏会的转播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演奏会的直播，这些年直播用到的器材越来越便宜和轻便，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技术给时代带来的变化。尽管直播的音质并不是很好，但看到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发推文说“想去现场看真正的演奏会”“想要亲身体验那样的氛围”，我也十分高兴。

在韩国举办音乐会的时候，《音乐即自由》已经在韩国出版，签售会上排起了长龙。除了年长的男性，还有好多年轻的女性也来参加签售，这让我有些吃惊。在日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了。我还收到了好多粉丝的来信和礼物，甚至有人还画了我的肖像画。他们跨越了所谓的“日本人”“韩国人”的国籍界限，支持同为亚洲人的我，让我感觉很温暖。有人告诉我：“您为《末代皇帝》创作的音乐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您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亚洲音乐家，我为您感到骄傲！”我在纽约的时候，也常常感受到来自亚洲的支持，在美国的演奏会有很多亚裔观众来观看，我非常感谢他们能把我当成亚洲同胞来支持。

顺便一提，我也曾经收到一位中国高中女孩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在中国也能看到《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了，我看完之后很感动。但大卫·鲍伊[2]先生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要做您的粉丝。”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为现在仍能获得年轻一代的关注而感到非常荣幸。

我第一次在韩国举办音乐会，是在日韩世界杯比赛前，也就是2000年。“二战”后李承晚政权对日本流行文化进行的持续限制[3]刚有所缓和，我应该是限制令解除后在韩国举办音乐会的第二个日本人。当时，三星和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开始崛起，韩国经济的势头快要超过日本，我想许多韩国人精神振奋，觉得“马上就要打败宿敌日本！接下来是我们的上升期了！”吧——接下来发生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尽管如此，当我们在韩国与当地合作的音乐同行们聊天，称赞韩国的迅速发展时，他们会马上说：“不不，在文化发展上韩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日本学习。”他们的谦虚、冷静和看待事物的平衡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过去了，现在以“防弹少年团”（BTS）和韩国电影《寄生虫》为代表的“韩流”（韩国流行文化）正在席卷全球。我自己也是一个“韩流”爱好者，从“韩流”电视剧鼻祖《冬季恋歌》开始，再到后来的《大长今》《阳光先生》，我沉迷于韩剧，现在也经常在“网飞”（Netflix）上追剧。

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光州事件”。那是光州市民发起的抗议当局“戒严令”的斗争，尽管在与警察、军队的冲突中造成了大量伤亡，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我只是听到一些传言，说“韩国正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有“光州事件”，老实说我在1981年因为杂志的工作第一次访问韩国时有点紧张。但我踏上首尔的街道时十分惊讶。乍一看，这座城市的风貌与东京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街头的文字从日语变成了韩语。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之中，穿越时空造访了另一个星球。首尔的气氛，与我去过的拥有亚洲都市独特热情的中国香港或马尼拉又略有不同。当我走在首尔的小巷里，迎面走过来的人看起来都像是我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比如山田君或是小林君。东京和首尔这两座城市如同双生子一般，只是语言不同，真的很奇妙，这种感觉让我很难忘。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还在实施戒严令，凌晨0点至4点之间点禁止在街上活动。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到了晚上，我住的酒店大厅里总有韩国女士等着和日本大叔进行交涉，达成一致后，他们便一起消失在酒店的房间里。那时就是这样的时代。

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天妇罗的摊位，不禁喃喃自语，“是天妇罗啊”，老板娘便对我怒吼：“不就是你们的父辈带到韩国来的吗？”我当下呆若木鸡，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道歉。加害者总是很快就会忘记，但被害者会世世代代记得受压迫的事实。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我一直对日本和东亚的历史很感兴趣。

我结交的第一位韩国友人，是中上健次[4]介绍的韩国音乐团体“四物游戏”[5]的创始人金德洙[6]。他是长鼓演奏者，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很快就熟悉了起来。长鼓是朝鲜半岛的传统乐器，近似日本的太鼓。金德洙的伴侣是在日韩国人利惠女士，她是韩国传统舞蹈老师。我每次去首尔几乎都会与他们见面。

2011年的音乐会结束后，我从首尔回到了纽约，那年春天又因为别的工作在东京停留。然后，那一天来临了。

“3·11”东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是三池崇史[7]导演的电影《一命》[8]的电影原声录音日。当地时间14点46分，我正在东京青山的Victor Studio为录音做准备，突然感到脚下地板一阵剧烈摇晃。那一瞬间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出于音乐家可悲的职业本能，我马上先摁住了昂贵的麦克风，而不是先躲到桌子下面。虽然我出生和成长在东京，在此之前也经历过好几次地震，但这一次地震的震感明显和以往不同。剧烈的摇晃持续了5分钟以上，余震不断，我下意识地感到事态非常严重。

第二次猛烈的余震平息之后，我们先完成了迟来的村治佳织[9]的录音工作，便从青山的录音棚驱车前往六本木的酒店。一路上拥堵不堪，完全无法移动。我在车里无意中侧头看向人行道，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女职员们都在朝涩谷的方向行走。可能这个说法很不恰当，那种情形下感觉哥斯拉[10]随时会出现，就像是特摄电影[11]中描绘的场景，一点也不真实。但作为首都的东京一旦发生直下型地震，紧急车辆根本就无法在拥堵的马路上行驶，只能任由火灾蔓延，想象这个场景就让我心生恐惧。最后，从青山到六本木的车程整整有三个钟头，为什么不走路简直是个谜，走路的话，大概只需要40分钟吧。

到达酒店时，大堂里已经坐满了避难者，每个人都得到了水和毛毯。幸运的是当天我刚好预定了酒店的房间，不过电车停运，应该有不少人因为无法回家滞留在酒店大堂过夜。村治女士也因为当晚无法回家，住在了酒店里。

第二天一早，新闻就报道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由于海啸失去电源，随时都可能发生氢气爆炸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后来得知福岛核电站在地震当天就已经发生熔毁，我们赶紧去找能抑制辐射的碘剂，却发现已经无处可买。很可能在那个时候，碘剂就已经全部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了。当时我们无计可施，准备紧急撤离到日本的西部，但在查询酒店的空房时却发现，整个日本除了冲绳，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没有空房。